CQ9电子晚清民国诗学与政治关怀

　　CQ9电子“人之有诗，犹国之有史。国虽板荡，不可无史;人虽流离，不可无诗。”(沈瑜庆《题崦楼遗稿》)1840年后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百年间国人、文人、诗人之忧伤、苦痛、悲愤，无一不与国家困境有关。

　　战争前后，龚自珍、林则徐、魏源在诗中描述用人不公、贪污贿赂、陈旧腐化、百姓负担沉重、社会矛盾加剧等现实问题。龚自珍一生沉居下聊CQ9电子，触民生凋敝之现实，见苛捐杂税之沉重。“我亦曾糜太仓粟，夜闻邪许泪滂沱”，身处朱门、食取俸禄，纵身居清廉、无心贪贿，也不自觉中成为腐败“同谋”。龚自珍既不愿意做委曲求全丧失丽质的“病梅”，就只有在宦海周旋中保持童心：“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既壮周旋杂痴黠，童心来复梦中身。”

　　同治光绪两朝，清政府短暂中兴，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从器物和制度层面作出改革努力。其间，陈三立、郑孝胥、陈宝琛等“以诗写忧”，由“盛则为雅颂”转为“衰则为变雅变风”，书写变乱诗句，表达时代政治剧痛深创在体的生命体验，实现对政治的深度参与。同光体诗风在甲午战争前后突变，从维护转为批判。陈宝琛写于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时的《感春》四首，借“落花”意象糅合典故，家国之痛，落花之时、忧患之思融合一体。同光体诗人严复、陈衍、林旭等积极参加康梁变法，林旭《值夜》一诗写在军机处值夜思虑军国大事的感受，“身锁千门心万里，清辉为照倚阑干”。变法失败CQ9电子，林旭就义，同光派遭沉重打击，但变革之志不灭。

　　辛亥革命后同光体诗学主题转向保守，怀疑、逃避与反对革命。时局纷乱，同光体命运并不“同光”。严复被拉入袁世凯称帝“筹安会”;陈宝琛和郑孝胥入宣统小朝廷充当末代帝师，后宣统傀儡满洲，郑孝胥随同前往当汉奸，陈宝琛坚持不行存名节。1916年，同光体诗人刘敬时任绵阳县知县，值护国军与北洋军激战川南，土匪乘机入城劫掠，刘敬风餐露宿，保城卫民，并写下《留别左绵》一诗：“守有何难心贵一，名虽可假胆终虚……苦我登陴三百士，风餐露宿半年余CQ9电子。”捍卫古典人格和诗格的最后尊严。

　　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曾上书光绪帝，描述当时中国“乞丐遍地，群盗满山……加以贿赂昏行，暴行于上，胥吏官差，蹙乱于下，乱机遍伏，即无强敌之逼，揭竿斩木，已可忧危”CQ9电子。乱象纷呈的社会、残酷的现实、信仰的破碎，使得政治系统的问题变得空前尖锐和复杂。制度的漏洞、体制的僵化和官员阶层的没落，则被视为一切苦难的渊薮。

　　从19世纪后期开始，黄遵宪、丘逢甲、梁启超、夏曾佑、谭嗣同、秋瑾等在艺术内容和形式上大胆探索，开创“诗界革命”。他们大多具有维新思想，善于“新世瑰奇异境生，更搜欧亚造新声”(康有为语)，用旧的语言形式书写新的时代内容，表达政治和民生关切。如谭嗣同以山水诗书写人格抱负，以旧形式承载新思想，还使用一些西方的新名词，如《金陵听说法诗》中“纲伦惨以喀私德，法会盛于巴力门”，“喀私德”和“巴力门”分别是英语“种姓”(Caste)和“议会”(Parliament)的音译，表达对于等级制的批判和对议会制下民主政体和民众监督的向往。其就义前留下绝命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在生命最后时刻，写出了决绝信念和深刻思考。

　　1909年南社成立标志旧体诗歌的真正转型。旧诗走出风雅颂赋比兴的古典传统，与旧思想旧内容划清界限，开始记录变革，抒写情志，鼓吹革命，对革命的态度成为旧体诗的分水岭。

　　五四以后新诗逐渐成为主流。旧的文化、语言和文学，同旧的政治制度一起，以一种割裂、断裂、阵痛方式告别历史舞台。

　　在五四“劳工神圣”思潮影响下，新诗人挖掘民间歌谣的艺术资源，书写关怀底层农工大众的“新悯农诗”。在郭沫若的理解中，政治即罪恶，社会即腐败。他推崇无政府主义，要不顾一切“自我改造”，“趁着我们的血液还在潮， 趁着我们的心火还在烧!快把那陈腐的旧皮囊，全盘洗掉!”( 《浴海》)。

　　鲁迅将屈原作为自觉的人格追求，在旧体诗引用楚辞典故二十—处：“横眉岂夺蛾眉冶，不料仍违众女心。”(《报载患脑膜炎戏作》)融入对腐朽政治的愤慨，寄托为国奔走，扬善除恶，振清流而去浊水，探索新生政治制度的希望。《好东西歌》《南京民谣》《“言词争执”歌》与《公民科歌》，调侃各派之间尔虞我诈CQ9电子、勾心斗角的“群丑图”。《二十二元旦》中用“下民”口吻，对躲在“租界”里终日沉溺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统治者进行谴责和嘲讽。

　　“我爱英雄，还爱高山，我爱一幅国旗在风中招展”，1927年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并实现短暂经济复兴，中国知识分子曾抱有国家主义的希望，闻一多就是其中代表。他以菊花、红烛、苦茶作为人格象征，捍卫东方的纯白与高洁。

　　百年沧桑，伤心巨变。陈天华、徐锡麟、邹容、林觉民、喻培伦……无数青年才俊、人中龙凤，“抛却十万头颅血，要将乾坤力挽回”，以血肉之躯搏浪一击，挽救摇摇欲坠的山河，追寻梦寐以求的共和。然而蓝图总被现实嘲弄，从清帝退位到袁世凯复辟失败，从北伐统一到抗战胜利，实现共和梦、富强梦的机会不断错过，只在诗句中留下沉痛与忧伤。

　　辛亥元勋蔡济民少通经史、善诗文，首义之日率部火烧督署，立赫赫战功，其《书愤六律》之二“风云变幻感沧桑，拒虎谁知又进狼;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同仇或被金钱魅，异日谁怜种族亡?回忆满清渐愧死，我从何处学佯狂!”脍炙人口，成为反对独裁复辟的战斗檄文。

　　长期任监察院长的于右任，在《中吕·山坡羊·神圣战争》中书写“兴，天定助;亡，人自取”历史定律，主张整顿吏治、有所作为，“一个蚊虫、一个苍蝇、一个老虎，只要它有害于人，监察院都要过问”。但监察院面对高层保护伞无能为力，于右任只能寄意书法，牢骚自嘲。

　　陈毅于戎马倥偬中书写政治理想，揭示政治清明要诀所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七古·手莫伸》更揭示出人的权力观和公仆意识：“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党与人民在监督，万目睽睽难逃脱。汝言惧捉手不伸，他道不伸能自觉。其实想伸不敢伸，人民咫尺手自缩。”从权力监督角度找到防止公权私用、以权谋私的有效途径。

　　“诗歌者，描写人生者也。诗之为道，即以描写人生为事，而人生者，非孤立生活，而在家族、国家及社会生活中之生活也。”(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人的本质是社会化，社会化必然要面临政治问题。晚清以降诗学中的政治关怀，可以从诸多方面给后人以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