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9电子8）今天的政治新闻是否势力过盛？

　　CQ9电子若干年前有一位美国政治作家对于政论员的崛起以及他们如何在社会地位上超过政客进行了反思。他注意到，曾几何时专栏作家们要在政客们用餐时苦等在他们的家门前。后来记者们逐渐坐上了他们的餐桌，现在呢，“政客们沦为了记者的盘中餐。”这种非民选新闻权力全力压制民选政治权力的不平衡现象也能在我们这边看到。我们已经看到了身穿长袍、工资水平远超舰队街平均值的议会记者们如何成为了新闻界的执政官。下文中我们还将会看到报业巨头的崛起。他们当中有几位骄傲如斯，甚至打起了推翻民主政体的主意。今天已经不会有这种事了。鲁道夫.默多克的新闻国际或者报业联合会的办公室里并没有酝酿着明目张胆的反议会阴谋。但是人们强烈地感到，为全国性辩论设定方向与条件的权力已经总大臣们的手中转移到了记者手中。前任托利党财长肯尼斯.克拉克曾将《太阳报》政治主编特拉弗.卡瓦南（1）称作英国政坛权力最大的人，因为两人在欧元问题上一直观点不一。当然这话是夸大了，但是很能说明问题。今天下院里的休息室记者都很有教养，而且至少在明面上对各位议员十分尊敬。但是的确有些记者以为自己比起那些拼命寻求公众注意的后座议员们更加了不起，或者说至少在一时一地的影响力更大。现在是政客给记者打电话，请记者吃午饭或参加派对，而不是相反。

　　当代新闻业如此大模大样的摆谱是从撒切尔时代开始的，当时的《太阳报》与《周日》大张旗鼓地宣传她的改革举措，远比绝大多数托利党政客更为得力。而她也投桃报李，利用新闻业来对付政府内部的反对者与“湿人”们，新闻界的领军人物也习惯了经常受邀与首相私下会谈并提供建议。《每日邮报》的大卫.英格力士——他与安德鲁.尼尔（2）可能是最有说服力的报业鼓吹者——就经常前往唐宁街十号拜访她。在撒切尔时期的关键性社交活动中，从首相私宅的午餐会到杰弗里.阿彻的派对，内阁大臣、唐宁街十号的顾问，各家主编以及得到信任的政治记者们都会厮混在一起CQ9电子。因此有时很难说清政府与媒体的分界究竟在哪里。

　　撒切尔下台梅杰接任之后这一切都被轰了个四分五裂。许多与她关系最密切的报界仰慕者都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伍德罗.怀亚特（3）的日记很清楚地记录了这个过程。尽管亲托利党新闻界也曾暂时重整人马遏制赫塞尔廷上台——报界的撒切尔追随者普遍认为正是他搞垮了撒切尔——并在短时间内支持过梅杰，但是托利党与报界的关系再也回不到从前了。报界对于她的政治生命殒灭既失望又怨愤，结果这股情绪全都转化成了针对梅杰的反感。报界与政府关系的转折点是1991年9月的黑色星期三，这一天英镑脱离了欧洲汇率机制，政府的经济政策与外交政策也在同一天破产。从那以后报界权力对于民选权力就连表面上的尊敬都崩溃了。在一件著名的轶事当中，梅杰曾亲自给《太阳报》的凯文.麦肯兹打电话，紧张地询问这次危机过去后他们打算怎么对待他。据说《太阳报》总编的回答如下：“这么说吧首相先生，我的办公桌上现在摆着两桶大粪，明天一早我就全都要扣到您的头上。”女王驾前第一大臣紧张地讪笑了几声CQ9电子，不咸不淡地回应了几句之后就把听筒放下了。这个故事听起来有点骇人听闻，但是从前的弱势首相也遭遇过差不多同样野蛮的对待。例如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期间，时任首相的安东尼.艾登就曾经找来前《》特派记者、著名军事作家李德.哈特帮自己制定入侵苏伊士运河区域的计划。哈特先写了一稿，接着又写了二稿，但是艾登都嫌不满意并退了回来CQ9电子。到最后艾登一共退了四回稿件。于是气不打一处来的哈特就把一字未改的第一稿充当第五稿送了过去。然后他就向首相承认了自己的作为。根据一个版本的记述：

　　“艾登一下子满脸涨红，抓起一个沉甸甸的白镴墨水瓶冲着哈特狠狠地砸了过去，在他那件亚麻质地灰白色西服上留下了很大一块墨水污渍。身材瘦长，留着小胡子的哈特低头看了看污渍，然后从座位上一跃而起，拎起一个大号政府公文废纸篓，狠狠地套住了首相的脑袋，然后扬长而去CQ9电子。”

　　这里你不得不为李德.哈特叫一声好。但是事实上我们这些政治记者花费了太多的时间往政客头上套废纸篓。我们的权力已经太大了，身为诠释者与沟通者的我们如今正在喧宾夺主。在报纸上我们对于政客的嘲讽越来越多，对于他们的报道则越来越少。电视与广播评论员对于政客的褒贬也越发漫不经心。民主制度造就了当代英国新闻业。报纸与广播媒体的权力首先来自议会，后来又来自投票箱。但是现在我们正在盖过成就了我们的机制，而且这个问题并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我父亲曾经为我们家的花园买过一丛玫瑰，他砍了几根无甚可观的树枝来作为支撑CQ9电子。后来玫瑰枯死了，树枝却长出了叶子。威斯敏斯特这边发生的正是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