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9电子三千年来中国政治大变样却有一条始终没变？｜文化纵横

　　CQ9电子【导读】如何理解中国，如何理解中国政治是摆在当代国人与世界面前的重大课题，也是难题。中国具有悠久、复杂而独特的政治传统，长时段的历史透视，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代中国政治的渊源和特质。

　　自中国古典政治制礼作乐以迄于今，近3000年过去，哪些在变，哪些又没有变？本文作者以3000年、200年、100年为三个时间坐标，试图探求中国政治的常量与变量。在作者看来，西周确立的宗法分封制和嫡长继承制奠定了中国政治文化的“伦理型”底色，但分封制到秦汉时期，演变为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官僚民主制。秦汉以降，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仍在不断演化，但是，大一统、中央集权、官僚民主制的制度框架以及融会周秦、兼采儒法的基本精神，的确延续二千余年而未有实质性改变。近代以来，原有的制度体系在前所未有的内外压力下，遭遇总体性危机。但是，近二百年、一百年来中国政治的发展历程，究其实质，可以说是从传统政治形态向现代政治形态、传统政治文明向现代政治文明的转化。

　　透过历史坐标，我们仍可以看到中国政治长期延续的特征，究其实质，可以概括为一元主义与民本主义的交相为用。一元主义传统确保了政权的向心力、凝聚力和强大效能，民本主义传统则赋予其必要的道德意蕴和调节机制，二者共同作用，方使中国政治体系得以赓续至今并继续保持旺盛的活力。

　　本文原载《江苏社会科学》2023年第1期(2月刊)，原题为《中国政治的变与常：长时段的历史透视》，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中华文明是世界几大古老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而延续至今的文明。“欧洲从未丧失其多国体系，而中国则未能真正经历过永久的分裂。”在工业革命之前的几千年里，中国的经济、技术、制度、文化均长期位居世界前列。近代以降，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欧国家在工业化等因素的推动下走上加速发展的轨道，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世界则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由此出现了东、西方历史进程的“大分流” (the Great Divergence)。1840年战争以后，中国逐步失去领土和主权完整，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与此同时，先进中国人也开始积极探索救亡图强的现代化道路。经过各种政治力量、政治观念、政治制度的不断尝试和交锋，最终在中国的领导下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

　　由于中国具有悠久、复杂而独特的政治传统，只有将其置于长程历史脉络之中，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政治的渊源和特质。近年来，中国政治学者越来越意识到从“长周期”视角探讨中国政治统一体的必要性，并从理论建构和经验研究层面提出“历史政治学”的研究路径。本文将从3000年、200年、100年三个历史时段出发，对传统时代、近代以降和成立以来中国政治的发展历程进行宏观透视，进而对中国政治的变与常、中国道路的独特性与合理性加以学理反思。

　　“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创建于公元前11世纪的周朝，是中国传统政治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时期。王国维认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CQ9电子“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所谓新制度，一曰立子立嫡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

　　如果说以宗法分封制和嫡长继承制为主要内容的“殷周之变”奠定了中国文化的“伦理型”范式的话，那么以官僚君主制和郡县制为核心特征的“周秦之变”，则确立了中国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制度框架。

　　历代思想家、政治家在总结中国传统政治的特征与得失时，往往以“秦制”或“秦政”称之，即秦代所创立的政治制度。清代文人学者恽敬认为:“秦者，古今之界也。自秦以前，朝野上下所行者皆三代之制也；自秦以后，朝野上下所行者皆非三代之制也。”为变法流血牺牲的清末思想家谭嗣同对传统政治和学术进行严厉批判云:“二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中国革命领袖也曾说过，“百代皆行秦政法”。他们都认为，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制度、政治观念是继承了秦代的遗产。与周代相比，秦代在政治制度上发生了若干重要变化：一是天下之共主的天子变为天下之独主的皇，二是间接统治的分封制变为直接统治的郡县制，三是基于血缘的贵族制变为基于爵位的官僚制。还有学者主要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出发，认为周秦之变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变封建为郡县，更在于士大夫阶级的形成，促使中国从宗法封建的贵族政治转变为由士大夫阶级主导的官僚政治。

　　秦朝二世而亡，只存在了短短15年时间，何以能奠定其后二千年中国政治的根基呢？一方面，以郡县制和官僚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并非秦统一六国之后才开始实行的创举，而是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普遍开展的法家取向改革的延续和推广，至秦朝建立已有数百年的基础。春秋战国是一个社会变动、思想转型、制度革新的过渡时期，经过数百年的演化和战争，天子为天下共主、分封诸侯、官员由世袭贵族担任的政治格局被打破，在秦统一之后形成了以官僚君主制和郡县制为制度基础、以中央集权和大一统为基本特征的政治形态。这种制度形态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延续，直到19世纪才开始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这和西欧历史形成了鲜明反差，后者从古希腊古罗马到中世纪、从中世纪到近代，都曾发生显著的断裂。

　　另一方面，汉承秦制，存续四百年之久的汉代既继承和发展了中央集权的秦制框架（皇帝制、郡县制、官僚制），又重拾周制遗意（宗法封建、地方自治）并确立儒家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逐步形成了融会周秦（汉高祖）、兼采儒法（汉武帝）、杂用王霸（汉宣帝）的制度精神，此时，距离秦始皇统一六国已经过去了一个半世纪。冯天瑜认为，正是周、秦相结合的汉制，才使中国传统政治既保证了中央集权、天下一统、赓续不绝的基本特征，又借助天道、祖训、礼治、官僚等因素对皇权构成了一定的制约，所以皇权在多数情况下没有演变为绝对专制，制度因此具有较强的再生能力而得以长期延续。赵鼎新则借鉴迈克尔·曼(Michael Mann)关于四种社会权力(IEMP)的分析框架，认为西汉统治者的治国策略为中国造就了“一种将政治力量和意识形态力量融为一体、军事力量受到严格控制、经济力量被边缘化的统治体系”，他称之为“儒法国家”(the Confucian-Legalist State)。

　　这种独特的政治形态，从18世纪起就引起了伏尔泰、孟德斯鸠、黑格尔等西方思想家的关注。随着20世纪西方中国学和历史社会学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秦汉时期的中国已经具备了欧洲16、17世纪才出现的一种国家形态的基本特征，即君主作为主权的化身而凌驾于法律之上，集立法、行政、司法、军事等权力于一身的“绝对主义国家”(absolutist state)。

　　从制度来看，作为王权支撑的基本元素——金字塔式的官僚体系、完备的税收和财政体系、战斗力强大的常备军、有效的文官选拔制度，在秦汉中国都已出现并得以不断发展。从观念来看，路易十四的名言“朕即国家”堪称欧洲绝对主义国家的象征；而在中国，成书于春秋时期的《诗经》中已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说法，尽管此时它还只是一种有待实现的理念。因此，一些西方学者以欧洲历史为参照，认为中国政治是“早熟的”。韦伯(Max Weber)强调，中国在秦代已建立了历史上明显发展且数量最大的官僚制度。福山更明确地指出，中国人早于欧洲一千八百年，便创造了一个中央集权、官僚治理、非人格化、幅员辽阔、整齐划一的程度远超罗马帝国的国家。但“早熟论”的另一面是，正因为中国政治很早就达到了极高的发展程度，随后就陷于长期停滞甚至衰退状态，只有依靠西方的冲击才能走出传统、迈向现代。这正是西方汉学界以费正清(John K. Fairbank)为代表的所谓“冲击—回应”模式的基本逻辑。

　　一曰官僚之选拔。西方的比较政治学有一个流派特别关注精英问题，认为精英结构和精英斗争是现代国家形成的关键变量。与近代早期西方国家的精英斗争不同，中国传统政治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政治精英以特定方式和其他领域的精英有机整合起来，共同维系政治和社会稳定；实现这种精英整合的制度基础，就是以科举制为代表的官僚选拔机制。西周的宗法制、分封制、贵族世袭制在春秋时期逐渐解体，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发生剧烈变动。在战国后期各国变法的基础上，秦始皇以中央的三公九卿制和地方的郡县制为核心，构筑了初具轮廓的官僚体系。汉代在中央层面继承三公九卿制，在地方层面则兼采周秦、郡国并行，并以征辟制和察举制从各地选拔优秀人才进入政府。中经魏晋南 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到隋唐时期终于出现了中国制度史上影响至为深远的一项创举——科举制。

　　从政治角度看，科举制首先是一种精英选拔机制，通过科举考试将社会各阶层的优秀人士吸纳到官僚队伍中，既提升了治国理政的能力和成效，又强化了知识精英的政治认同感。从社会角度看，科举制又是一种社会流动机制，传统社会结构本质上是等级制的，皇室、贵族、官吏和平民构成了相对固定的社会分层，但科举考试有效增进了社会流动，缓解了因阶层固化而导致剧烈社会冲突的风险。此外，由于科举考试没有年龄限制，宋代以后还会在“正科”之外另开“恩科”“加科”以扩大取士范围，并为多次应试落第者提供额外的进身之阶，这一制度实际上还发挥了“社会安全阀”的功能。金耀基、康晓光等人曾以“行政吸纳政治”来描述当代中国的政治特征，即政府以特定方式把各界精英人士吸纳到行政机构中，以实现社会整合和政治稳定。显而易见，传统时代的科举制也具有这样的政治功能。正因为科举制在传统政治结构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何怀宏甚至直接将中国传统社会称作“选举社会”，作为“封建社会”“官僚帝国社会”等既有解释模式的替代性概念。当然，其所谓“选举”乃是历代正史《选举志》之选举，指官员的选拔荐举(selection)而非现代政治选举(election)。

　　二曰权力之制衡。学界通常认为，传统中国政治的基本特征是专制主义或王权主义，因为君主权力在理论上是至高无上、不受制约的。但从秦汉开始，中国已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巨型国家，君主必须依靠官僚系统的协助才能对广土众民实行有效治理。传统中国当然没有现代意义上政治、行政与司法的三权分立，但在君主制的大框架下仍然存在不同类型权力的分工与制衡。一是行政、军事、监察的横向分权，秦代设立的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即分别代表了这三种权力，这种格局在后世长期延续；二是决策、审议、执行的纵向分权（或称流程式分权），这是唐代三省制（中书、门下、尚书）所实现的制度创新。

　　毋庸赘言，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横向分权抑或纵向分权，都是以服从和服务于君权为前提的。在两千多年的演变过程中，君主权力与官僚权力（以相权为代表）经历了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由唐代的集体宰相制度，到宋代宰相的名实分离，到明代废除丞相、清代设立军机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逐渐发展到“顶峰”。但即便到了清代，官僚系统仍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君权构成有效制约。

　　从制度上看，经常作为一个复合概念来使用的官僚君主制，是由君主制、官僚制两种制度组合而成的，二者既相互依赖又有所制衡的辩证关系及其演变过程，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的一条基本线索。一方面，皇帝是天下的 “独主”而不是“共主”，这是秦汉以降与夏商周三代的最大区别，皇帝任命官僚、支配官僚，并以秘书、 侍从、特务机关来控制甚至取代官僚。另一方面，官僚又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制衡皇权、防止其偏离太远的作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数百名皇帝，其中堪称贤明者寥寥可数，普通甚至昏庸的君主为数众多，极端情形如明神宗二十多年不上朝，而社会仍能有效运转，足见官僚系统有着不容忽视的独立性。要言之，君主制和官僚制具有非常不同的特质，前者是专断的、非常规的、人格化的、血缘世袭的、封闭的，后者则是理性的、常规的、非人格化的、选贤与能的、开放的，官僚制既依附于、服务于君主制，又是君主制的有效平衡和缓冲机制。如美国汉学家孔飞力(Philip A. Kuhn)所说，官僚制“可以阻挡任何一种狂热，没有这样一个应急的锚锭，中国就会在风暴中急剧偏航”。

　　关于帝制中国的政治特征，学者们还有很多不同的说法。例如，法制史家张晋藩总结出专制主义日趋完备和强化、官僚机构不断膨胀和吏治的制度化、皇帝对军队的控制不断强化、宗法制度和政治制度密切结合等特征。社会学家赵鼎新归纳出七点：相似帝国政体的长期延续，科层制政府和官僚选拔机制，强国家传统，军队由文官控制，开疆拓土主要是游牧民族自身汉化的结果，超验宗教未曾对政治发生重大影响，商人阶级不具有重要的政治地位。其根源即在于由东周战争催生并在秦汉时期定型、将法家治理术与儒家意识形态有机结合起来的儒法国家形态。学者们采用的视角和概念各不相同，但对传统政治的基本看法是有相通之处的。笔者以为，从君主与官僚、世袭与选举、周制与秦制、儒家与法家这几组关系出发，大体上可以把握中国传统政治的基本特征。

　　如果说秦汉所奠定的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官僚君主制在两千年间长期延续，有局部性制度创新而没有实质性结构变迁的话，那么到了近代，在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压力下，中国的社会政治结构开始出现从传统向现代艰辛而剧烈转型的态势。这种变化大致开始于19世纪初，迄今已过去了两个世纪。

　　在现代政治学中，一个国家的政治形态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通常被称为“政治发展”(political development)。美国政治学家白鲁恂(Lucian W. Pye)在评述相关命题的基础上，提出政治发展概念的三个基本要素：平等，即公民广泛参加政治活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根据个人才能和成绩而非血统门第来选拔人才；能力，即政府活动范围和规模的扩大，行政管理合理性的增加，公共政策效率的提高；分化，即政府各部门职责明确，按专业分工原则互相合作。CQ9电子西方学者在探讨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发展时，关注焦点大多集中在与上述第一点密切相关的所谓“民主化”(democratization)问题上，即从低政治参与的专制政体发展到高政治参与的民主政体。但是征诸近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历程，至少包含了独立、统一、富强、民主四个核心议题，民主只是其中之一，而且并不具有位阶上的优先性。

　　首先是独立。传统中国的政治形态，于内部而言是中央集权的，于外部而言是独立自主的。传统士大夫的政治论述中很少涉及国家独立性的问题，是因为它在传统时代是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但是到了近代，随着一系列侵略战争的爆发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的领土、司法、关税、外交、防卫、文化等主权都遭到严重破坏，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即介于主权国家和殖民地之间、名义上有独立中央政府而实际上没有完整主权的一种状态，陷入日益深重的存亡危机，到19世纪末更面临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瓜分”狂潮。这种危机不同于历史上王朝末期屡屡发生的农民起义和社会动荡：后者是一种政权危机，在以各种形式实现改朝换代之后，原有的制度框架和意识形态会在新政权下得以修复、延续和发展；前者则是一种总体性危机，如果不能有效应对，不仅政权会倾覆、制度会坍塌、文化会崩解，连政治共同体本身都可能不复存在。1874年，清廷重臣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提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著名论断，表达了对这种总体性危机的深刻体认。因此，近代以来的先进中国人，从地主阶级改革派、洋务派、早期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直到中国人，其共同的、首要 的奋斗目标都是要挽救民族危亡，把中国从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重新变成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辉煌灿烂的历史与沉沦屈辱的现状所形成的强烈反差，会很自然地激起国人的民族主义情感和爱国主义精神。尤其在甲午战败以后，从《马关条约》到《辛丑条约》，从“二十一条”到“五卅”惨案，国耻事件屡屡发生，国耻观念也不断累积和扩散，为知识精英和革命政党进行民众动员、推动政治发展提供了无穷的动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呼声，学界关于“救亡与启蒙”关系的讨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提出，都是和这一段历史密不可分的。

　　其次是统一。中央集权之外，大一统是用来描述中国传统政治形态的另一个关键词。从西周算起的三千年中国历史，至少形式上的统一占据了主导地位。基于不同衡量标准，对历史上统一与分裂的时间长短会有不同的判断。值得注意的是，其一，统一是有程度和层次之分的，在不同政权并立对峙的时期，如南朝与北朝、两宋与辽金，对峙政权的内部仍以统一形态为主；其二，统一在观念层面具有优先性，即便在分裂、割据、动荡的时期，统一仍是历史演进的方向和大多数人努力的目标。因此，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不应该理解为统一和分裂在中国历史上同等重要，而是说常态性的统一会不时被非常态的分裂所打断。自13世纪元朝重新统一中国之后，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延续了700多年，直到19世纪中叶才再次受到严峻挑战。爆发于1851年的太平天国运动，是历史钟摆从统一向割据摆动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这场持续十四年、波及大半个中国、被称为“中国农民起义的最高峰”的运动中，以汉人督抚为主的封疆大吏帮助清政府了起义、度过了统治危机，同时也从中央政府获得了相对独立的用人权、征税权、司法权和军事权，致使中央权威急剧衰落，地方实力迅速扩张。这种趋势在袁世凯死后达到顶点，中央政府名存实亡，大小军阀划地而治，强者武力兼并，弱者力求自保，形成《申报》主笔杨荫杭所谓“五代式的民国”。反对军阀政治者，也因统一希望渺茫，而提出种种地方主义的政治改进方案。如梁启超、熊希龄主张先实行“湘人治湘”“粤人治粤”的“省自治”，再在“联省自治”的基础上建立联邦制国家。中国成立之前，CQ9电子也曾提出实行“湖南自治”、创建“湖南共和国”的政治构想。如何把中国从一个分裂割据的国家重新变 成一个统一的国家，成了近代政治发展的第二个核心议题。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长期努力，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同时实现了独立和统一的目标。

　　再次是富强。中国现行宪法序言规定，“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国家的根本任务”。在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12个主题词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富强。“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西方政治学对经济增长与民主政治的关系有一个基本假设，即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通常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测量指标）的时候，发生民主化转型的概率就会大大提升。中国将富强写入宪法并置于核心价值观之首，显然与此无关。在积贫积弱、被动挨打的历史情境中，近代知识人越来越意识到，只有国家富强的价值设定才能将国家诉求与民众诉求整合起来，一方面激发统治者和民众的民族主义意识，另一方面促使他们学习西方的科技、经济和政治制度。魏源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冯桂芬提出“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梁启超总结中国学习西方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过程，都体现了这一逻辑。中国近代最重要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严复，也不得不将自由作为寻求富强的工具，形成一种富强为体、宪制为用的思想路径。不仅如此，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富强也是执政者最为直接有效的合法性来源。韦伯认为政治合法性的来源有三种理想类型，即传统合法性(traditional legitimacy)、魅力合法性(charisma legitimacy)和法理合法性(legal-rational legitimacy)，前两种都会在现代化进程中被侵蚀，只有最后一种可以长期存在。但法理合法性本质上只是一种程序合法性，而对于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仅仅依靠程序的合理合法并不必然带来自愿的服从，相反，只有实现良善治理(good governance)、满足民众基本需求的执政者，才能真正赢得民众的认同和支持。

　　最后是民主。在近代中国政治发展历程中，民主当然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先行者们始终把了解西方、学习西方作为摆脱西方、超越西方的必经之路，在政治领域也是如此。他们认为君主专制制度和儒家意识形态是中国贫弱落后的根源，希望以源自西方的君主立宪或民主共和来实现政治革新、挽救民族危亡。从甲午战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曾经出现过多次建立民主政治的尝试：谋求政体改革的变法维新运动、具有自救色彩的清末立宪运动、辛亥革命与共和国的诞生、国民革命运动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以及抗战时期民主运动的高涨。但是和西欧历史相比较，不难发现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具有非常不同的特点。在西欧，从观念层面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到制度层面的资产阶级革命、建立立体、实现全民普选，民主化进程大约经历了三百年时间。而在此之前，君主专制或绝对主义国家直到16、17世纪才普遍出现，到法国大革命发生之际，也不过两三百年。换言之，西欧专制制度存续的时间和民主政治形成的时间是大体相当的。而在中国，如前所述，中央集权的官僚君主制在公元前3世纪已经形成，延续长达两千多年；而民主观念、民主制度酝酿和形成的过程则非常短暂，从战争算起，到1912年共和国成立，总共只有70多年时间。因此，民主思潮在近代中国风起云涌，却往往浮于表面，难以扎根。更因西方侵略造成的民族危机之深重，对民主政治的追求不得不服务于救亡图存的迫切任务，论者所谓“救亡压倒启蒙”，是有其历史根源和合理性的。

　　究其实质，这些议题最终都指向现代国家建构(state building)问题。秦汉以降传统政治结构的长期稳定，与近代以来政治观念和制度的急剧变迁，形成了鲜明反差，也彰显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独特路径。除了“冲击—回应”模式、“传统—现代”模式等具有西方中心色彩的解释框架外，一些学者也试图从中国内部的历史脉络来理解这一问题，CQ9电子如罗威廉(William Rowe)、冉玫烁(Mary Rankin)、史谦德(David Strand)等对晚清民国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探讨。孔飞力认为，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有三个根本性议程(constitutional agenda)，即政治参与、政治竞争和政治控制，但是他充分意识到中国政治的独特性，这些议程的主角都不是普通民众，而是具有功名并有机会厕身官僚队伍的精英人士——士绅。

　　20 世纪80、90年代，金观涛、刘青峰尝试用系统论来解释传统社会形态何以长期延续、近代以来又何以迅速变迁。他们认为，在传统中国社会，官僚政治、地主经济和儒家正统相互耦合，形成了具有强大自我修复能力的、超稳定的一体化结构，导致传统时代只有王朝的循环更替，而没有发生实质性的结构变迁。近代以来的急剧政治变迁，则是因为国门被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强行打开， 一体化结构由封闭的变成开放的，于是自我修复能力被削弱、超稳定结构被破坏了。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角度观察，我们也能在3000年、200年的历史坐标中，分别看到“路径依赖”（传统政治结构的惯性力量、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和“制度变迁”（外部压力下的强制性变迁和内部动力下的诱致性变迁）的逻辑。

　　1921年中国的创建，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所谓“开天辟地”，首先是指中国是一个“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和唯一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上，这是前所未有的。如果着眼于政治制度、政治形态的长时段变迁，这一判断仍然可以成立:中国的成立，使中国出现了第一个具有严密组织系统和强大动员能力的现代型政党，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走向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经历了昙花一现的戊戌维新和“图强而速患”的清末新政以后，从20世纪初开始，革命逐渐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线年发生的五四运动为标志，此前为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此后则是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新民主主义革命。20世纪前半期至少发生过三场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国共合作开展的国民革命推翻了军阀统治，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中国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几场革命既有不同的性质和目标，又有前后继替和不断递进的关系。辛亥革命以“驱除鞑虏”、恢复汉人国家为号召，首先呈现为种族革命的面貌；其结果又的确终结了帝制、建立了民国，具有政治革命的意义。国民革命对外要“打倒列强”，对内要“除军阀”，并为此对普通民众进行广泛动员，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的性质都在其中有所体现。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引入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使革命的范畴更为丰富、目标更为彻底。

　　中国的创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也是革命观念、政党观念转型与政治实践探索相结合的产物。十月革命及五四运动前后，国人对革命的认知发生了很大变化。辛亥革命之际，中国人借鉴模仿的主要蓝本是法国革命；十月革命发生后，很快出现将法国革命与俄国革命相比较并认为后者才能代表时代潮流的看法。孙中山说，法国革命仅仅是政治革命，俄国革命则是“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同时并举”。李大钊认为，法国革命是“立于国家主义上之革命”，俄国革命则是“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法国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俄国革命才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十月革命发生在国情与中国相似（专制历史悠久、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对中国人民具有特殊的吸引力；苏俄反对帝国主义的号召，也使饱受帝国主义欺凌的中国人民产生强烈共鸣。因此，十月革命“有力地推动了先进的中国人倾向于社会主义，同时也推动了他们去认真了解指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

　　中国作为一种全新的政治组织，和此前中国政治舞台上出现的政党（如、进步党）或准政党（如兴中会、同盟会）均有实质性区别。西方近代政党概念在19世纪后半期传入中国，并于甲午战争以后广为流传和被接受，为中国知识精英提供了观察时局和表达政见的新视点。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国人笔下的政党通常是指代议制政党，即在代议和选举的制度框架下，由不同政党代表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利益和意愿，共同推动政治运行、维系社会稳定。而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创建者们不仅接受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更将列宁所阐发和实践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理论引为奥援，实现了从“作为部分的政党”向“作为整体的政党”的观念转型，为建党实践提供了必要的知识资源和理论指导。中国的创建，第一次将“主义”与“组织”有机结合起来，二者相互支撑，相得益彰，最终成就了近代知识精英唤醒民众、救亡图强的理想。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从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局部执政党成为全国性的执政党，其根本任务也从武装夺取政权变成了经济建设和治国理政。经过几十年探索和实践，中国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研究好中国，实际上就抓住了研究中国的核心，就找到了解答当代中国从哪里来、向哪里去的‘钥匙’。”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将百年党史分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阶段，并对中国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做了系统总结。

　　从长时段来看，百年党史具有一以贯之的历史逻辑，1949年前后、1978年前后的历史面貌各不相同，但不同阶段之间的接续关系仍然清晰可辨。首先，革命战争年代为当代中国留下的最大遗产，就是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废除了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使中国在经历百余年的沉沦屈辱之后重新成为一个独立和统一的国家，为现代 国家建设奠定了根本前提。没有这一前提，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是不可想象的。其次，作为一个列宁主义政党，中国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过程中，将自身嵌入政权结构之中，形成党和国家、党和政府高度整合的党政体制，建构了一个以中国为核心和中轴的国家政权结构。在此结构中，执政党全面进入国家系统，居于核心位置，履行重要的政治和行政职能，同时又保留了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可以说，这是当代中国政治的核心特征，也是中国道路独特性的根本体现。再次，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革命党和以治国理政为中心的执政党，尽管性质不同、任务有别，但在组织、文化和风格上仍是一脉相承的。中国始终是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领导核心；常态化、制度化的治理方式与非常态、运动式的动员方式相结合，灵活机动、因地制宜，也一直是推进各项工作、实现各种目标的有效途径。以具有高度凝聚力的党组织为一体，以行之有效的动员和治理为两翼，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政治风格。总之，革命与建设、革命党与执政党是难以截然分开的，“继续革命”固然是特定年代的曲折，“告别革命”也是不切实际的想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消灭剥削制度，实现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东方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也在探索过程中出现了“”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等错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经历了严重曲折。从制度形态看，这一时期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国家与社会的边界被弱化，党政机构的权力可以随时进入社会的各个角落；与此同时，常态的科层化组织又遭到破坏，而须借助群众运动和政治动员的方式来实现统治目标。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历史性决策，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在实行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背景下，党政体制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都有所收缩，国家赋予社会、中央赋予地方、政府赋予企业以更大的自主性，有效激发了社会和经济的活力；同时也吸取苏东剧变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理论创新和组织措施，对制度体系进行有效调适。习指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没有改革开放，社会主义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大好局面，就可能面临严重危机；没有1949年建立新中国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积累正反两方面经验，改革开放也很难顺利推进。CQ9电子这为正确理解中国历史的延续性特征指明了方向。

　　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过程中，中国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取得了一系列理论创新。思想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系统总结了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为取得革命胜利提供了理论指导；理论求真务实，尊重常识，打破教条主义的思想桎梏，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铺平了道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扩大党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奠定了基础；科学发展观针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等问题，让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成为社会共识；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针对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发展，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任务、布局等问题。这些理论创新及其实践，彰显了中国坚持与时俱进、勇于自我革命的品质，回应了国内外的各种压力和挑战，使这个百年大党得以始终保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也逐渐认识到中国在国家治理和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不得不放弃曾风靡一时的所谓“崩溃论”，承认中国政治体制具有强大的适应性和生命力。

　　将眼光从当下投射到过去，从100年、200年到3000年的长时段出发，我们可以更深入、更透彻地理解当代中国政治的渊源和流变。

　　西周确立的宗法分封制和嫡长继承制奠定了中国政治文化的“伦理型”底色，但分封制本身则在春秋战国的变法和战争中逐渐瓦解，到秦汉时期演变为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官僚君主制。秦汉以降，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仍在不断演化、不断创新，尤其到唐宋之际，中国社会出现了君主权力的进一步强化、贵族阶级的进一步衰落、官僚职位的进一步开放以及民众土地权的确立、货币经济的形成等一系列重要变化，以致内藤湖南、宫崎市定等日本学者提出“唐宋变革”论，认为宋代标志着中国从“中世”向“近世”的转移。尽管如此，大一统、中央集权、官僚君主制的制度框架以及融会周秦、兼采儒法的基本精神，的确延续二千余年而未有实质性改变。还需要强调的是，秦汉至晚清之中国常被称为，但此帝国主要是指由皇帝所统治的强大国家，而并非以军事征服不断扩大统治区域之帝国，如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之谓。

　　近代以来，原有的制度体系在前所未有的内外压力下遭遇总体性危机，国人开始向西方学习变政图强之道，先后尝试开明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联省自治等多种政治方案，最终在中国的领导下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形成了以执政党为领导核心的党政体制。在观念形态上，也经历了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从夷夏之辨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转变。近二百年来中国政治的发展历程，究其实质，可以说是从传统政治形态向现代政治形态、传统政治文明向现代政治文明的转化。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彰显的正是现代政治形态的特征。

　　但与此同时，我们仍能在漫长的历史河流中看到中国政治长期延续的特征，究其实质，可以概括为一元主义与民本主义的交相为用。一方面，“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天下、国家都是有机的整体，必须也只能有一个居于中心地位的力量，对整个国家和社会发展起到引领和主导作用。在一元主义传统之下，政治力量对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发挥支配性作用，国家拥有很大权力也承担着很大责任，社会力量相对弱小，在制度上则呈现为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另一方面，“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甚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统治者深刻意识到民心向背之于政治稳定的重要意义，因而必须关心民间疾苦、确保百姓生计，并逐渐催生出一种以家国同构的政治想象、父权式的爱民思想、施行仁政的政治理念为主要特征的“保育式政体”。如果说一元主义传统确保了政权的向心力、凝聚力和强大效能的话，那么民本主义传统则赋予其必要的道德意蕴和调节机制，二者共同作用，方使中国政治体系得以赓续至今并继续保持旺盛的活力。相比之下，古希腊的人本精神、古罗马的法律体系、中世纪信仰与世俗的二元结构、近代以来的社会契约论和启蒙思想、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等等，使西方逐渐发展出个人取向而非集体取向、社会中心而非国家中心、多元主义而非一元主义、自由主义而非民本主义的政治特征，和中国形成了鲜明反差。

　　漫长的历史、悠久的文明，积淀了丰厚而多元的政治传统。3000年、200年、100年这三个长程时间坐标，分别对应着不同的历史资源。自西周起，中国逐渐在制度和观念上形成自己的政治传统。从封建到郡县，从世袭到选举，从周秦到汉唐，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儒的醇厚、墨的谨严、道的超逸、法的冷峻”，各有特色，和而不同。19世纪以降，近代西方政治文明传入中国，为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源和借鉴，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等观念也逐渐融入本土，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十月革命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广为传播和被接受，成为中国人的指导思想，并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性理论成果。长时段的历史透视，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政治的变与常、各种传统的异与同，进而在历史比较和中西比较的视野下，阐明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的独特性和合理性。